“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于194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是当时延安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讲解员刘潇文说。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银行，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金融史的缩影，也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雏形。

传承红色金融基因

陕甘宁边区银行于1937年10月成立，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3个历史时期。曹菊如任第一任行长，总行设在延安，并先后在绥德、三边、陇东、关中设有4个分行。

成立初期，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基本方针是“休养民力，争取外援”。陕甘宁边区银行具有许多中央银行的特征，并兼理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款业务，实行企业化的核算和管理。

1940年以后，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在党中央“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任务调整为：发行货币、支持财政、稳定物价、支援战争等。

1937年10月至1947年1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有力地发挥了“筹集资金，发行货币，解决财政困难，保证军需民用”“调剂金融，促进生产，繁荣新民主主义经济”“禁止法币、推行边币，积极开展货币斗争，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等重大作用，促进了边区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

在中国红色金融发展史上，陕甘宁边区银行既是窗口也是桥梁。一方面，陕甘宁边区银行以自身的发展不断丰富着中国红色金融史的内涵。它通过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对打破外部封锁、繁荣商业贸易、发展边区经济、支持边区财政、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银行有效发挥了联系上下、沟通左右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红色金融事业得以传承。

促进边区经济发展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发展公私经济、支持财政周转、发行货币的银行工作任务。陕甘宁边区银行及时响应，更加积极地支持财政工作，更加有力地促进边区经济发展。到1945年底，陕甘宁边区财政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

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严峻的财政状况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陕甘宁边区银行立足“稳定金融，发展经济，壮大资金，扶持财政”的基本任务，灵活调整货币发行，确保物价基本稳定，积极支持财政周转和贸易运行，积极组织存款，壮大银行资金实力，因时因地制宜，发放贷款，支持和发展生产。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陕甘宁边区银行在战火里营业，在硝烟中成长，为支持革命战争、发展边区经济、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银行创新开发了系列金融产品，展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维护统一战线的坚定性和灵活性，也展示了金融前辈们不畏艰苦的拼搏精神。

维护边区金融秩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受国民党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处境十分艰难，陕甘宁边区银行在稳定边区秩序、繁荣边区经济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根据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具体情况，确立“开展边币、法币斗争，保护人民财富，稳定物价，支持财政，发展生产”的基本任务，并采取切合实际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

为了发展边区经济和支持抗战，陕甘宁边区政府1941年发行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

边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政策上全面斗争的产物，它的发行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经济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标志着陕甘宁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转变为政府银行，是完善边区金融工作的新开端。

边币发行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是因为边币的发行是在陕甘宁边区经济面临很多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陕甘宁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开展货币斗争，以巩固和提高边币的信誉。首先，开展货币的阵地斗争。为保证边币推行，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了一系列禁令、指示，明确规定边币为唯一合法的通货；其次，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对法币的管理，实行出境准许证和兑换证明书制度等；再次，陕甘宁边区利用各种方式树立和提高边币信誉，使边币顺利流通；最后，开展比价斗争，使得边币信誉日益提高。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健全了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制度，并进行了长期、持久的对敌货币斗争，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保障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如今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正式落成开馆，这也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银行纪念馆。纪念馆建成以来，吸引全国各地的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它成为了解我国金融革命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为弘扬延安精神，传承艰苦创业、和谐向上的陕甘宁边区银行作风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报记者 徐颖）